连心扯胆的是儿女,美国医生看中国
1905年夏，爱德华·胡美接到雅礼会邀请携妻子从印度来到中国长沙；1906年创办了湖南省第一所西医医院——雅礼医院；1914年促进雅礼会与湖南育群学会合作，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至1927年返回美国。1949年他撰写了回忆录，记载了他在湖南期间的种种见闻。
从1915年开始，雅礼医院的影响蔓延到了整个长沙，我们越来越经常地被长沙城里的名门望族、有势力的老官员家庭请去出诊。位于浏阳门街上的聂家大宅就是其中之一。我常常到华丽的住宅中进行社交访问。但是，这天我去见的是家族的首领——老官员本人。聂长官刚从两个沿海省份最高长官的位子上退下来。由于身体不好，他一直在家里静养。他的第四个儿子在上海跟私人教师学习过英语。我跟他最熟。他常常和我谈论起他父亲的一阵阵眩晕、流鼻血的症状，因此我对此次紧急求诊并非毫无准备。
来接我的是地方长官的官轿。摇晃着穿过摆放着华丽屏风的大门，在主客厅里，七兄弟正站立着等待接见我。他们用传统的鞠躬仪式向我表示欢迎，我熟悉的老三和老四还和我握手。老三扮演了发言人的角色，用中文向我介绍情况，以便其他人都能昕懂。“我们的父亲突然发病。前天，他在花园里散步时绊倒了，立即失去了知觉。现在，他仍没有知觉，情况每况愈下。湖南最有名的两位医生——王医生和雷医生已经看过了。他们都赞同预备下葬的观点。老四和我劝服其他五位兄弟请你来看看。你可能知道，他们很相信中医。我们两个认为也应当请西医来看看。你能同我们一起进入里间给他检查吗?”
跟着老三，其他六兄弟陪着，我来到病人的房间。两位坐在床边的佣人扶着病人。这是惯例，他们相信病人越是仰卧在床上，情况越糟。
在步入黑暗房间的那一刻，我的诊断就一目了然：打鼾的缓慢呼吸，深度昏迷。毫无疑问，大脑里有血块。
我在病人旁边坐下来，长时间仔细检查脉搏，首先是左腕，然后是右腕。舌头、瞳孔、手足、肌肉力量的损失，所有其他的标记都提到了。我观察到七兄弟都对我的认真印象深刻，特别是我仔细观察舌苔和瞳孔的时候。他们还很高兴看到我使用温度计，我将自己的发现记载在病历卡上时，听到他们的评论。工作完成后。发言人问我是否可以诊断。
“你父亲得了中风。”
七兄弟异口同声地说道：“是的!”
显然，他们是陪审委员会，我只是被安排在台上的证人。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完全由中国家庭控制诊断和决定治疗方案的生动案例。
“你将采取什么程序?”发言人继续问道。
“你知道这种状况无疑是因为大脑中的动脉破裂。我们应该尽力降低他的血压。”
这引起了一阵骚动。“谁曾听说过医生要降低一位重病人的脉搏力量?”一位保守的兄弟挑战道，“强壮的脉搏正是生命的保证。”
此时。老四插话了。他和我是好朋友，彼此非常信任。他说：“胡美医生拥有权威!”
我非常感激，既为支持我的事业，更为我像往常一样存放在医药箱里的奥斯勒教授的《医学实践》一书的中译本。我翻到相关的页面，把书递给他们。威廉姆·奥斯勒从来没有比七兄弟更专心的读者，两位准备接受一位西方医生的权威断言，另外五个则心存怀疑，几乎是轻蔑。他们读到我提议的程序：把头放低，身体保持温暖，进行高位灌肠。“你不开药吗?”发言人问道，希望我——他提名的人，不要破坏他家人对我的信任。他希望我做某些真正戏剧性的事。
我开了泻剂处方，仔细给他们描述。他们都知道水银是泻药，这是他们阅读中医著作时知道的。但是，最后他们的母亲才是仲裁者。老四带着这个处方到女眷的房间。不久，他回来了，很高兴已经说服母亲支持我开出的药方和整个治疗过程。我作出更多的指示，并保证尽快派一位医院勤务人员过来。我从容退出前门。在前院，我转身再次鞠躬告别，七兄弟也鞠躬相送。他们中至少有两位特别感激我的訪问。
老四亲自将我送上轿子，说希望常常拜见我，不仅因为业务关系，而且作为朋友。“你不必为保守主义而泄气。我希望我们的母亲常常请你过来，留在这里执行你所有的指示。我担心父亲不能挺过这次打击，但是我们知道你做了所能做的。”
聂长官三天后去世了。但我和聂家的友谊并未中止。我收到了参加葬礼的邀请，作为回应，我送去了传统的白卷轴，写下歌颂死去官员的话语。这是吊唁的正常方式。
省里的财政总管梁先生病倒了，其子亲自陪同我给他看病。当他第一次进入医院接待室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次特殊的经历。他直接对我说：“我父亲病了很长时间。一周前，他病情恶化了，因此，我母亲现在想请你前去。两个月前，我曾努力劝说家人让我请你出诊，但是你知道老派湖南人多么保守。直到今天，他们一直认为王医生对父亲的病情足够了解。”
我知道王医生是长沙最有名的中医。“他负责你父亲的病多久了?”我问道。
“负责是什么意思呀?”
我再一次记起，不是医生作最后的决定。
我的轿子从重重官宅出来的时候，会遇到抬着有名中医的轿子进去，也就是下一个看病的专家。既然这样，我想应该遵守日常的规则。我前去检查病人，问些必要的问题，进行检查和建议，然后离开。但是，不同的是，在富丽堂皇的门口，王医生和我的轿子一起进入庭院。我们被一起请进接待室，仆人们请我们并肩坐在雕花的黑靠背长椅上。芳香的荣莉花茶同时给我们端上来了。不久，病人的两位年长的儿子进来，分别向我们深深鞠躬，然后坐在接待室的另一边。
“家父病重，”年长的兄弟说道，“我们劝说母亲将你们都请来。这榉，我们可以从两种医学体系的代表中获益。我们希望你们一起检查病人，说出你们的观点。就我们所知，在长沙将两位如此有名的医生同时请来出诊还是第一次。我们相信，在未来，中医和西医系统应当充分探索。依靠这些方法，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疾病的原因，以便使病人得到更广范围的治疗。”
我不知道王医生和我谁更惊奇，但是我们都接受了这前所未有的建议，一起走进病人房间。病人不省人事，也被两位佣人支撑着。我感激这些兄弟们表现出来的礼貌，他们都在现代大学中接受过教育。我确信自己作为新来者，正被考验着。家庭成员近距离观察到，我的诊断与王医生的诊断是多么接近。
部分因为我是年轻人，但主要是为了给我更多的时间观察病人和学习王医生的程序，我鞠躬要求他先给病人检查。观察他的诊断是一次非凡的经历。他坐在病人床左边的椅子上，面对着他，凝视了很久。检查他的头部，脸部和脖子有肿块。脖子上有静脉振动。
到此时为止，王医生没有将手放在病人身上。他俯下身，倾听各种可能的声音：不规则的呼吸，低沉的呻吟。
此后，他开始问问题。病人病
了多久了?这是第一次发病还是反复发作?他受过湿还是受过凉?在病前有没有家庭矛盾?又问了几个问题，王医生走到床边。他精确而严肃地移动着。仆人们把一堆书，约有三英尺高，放在他手边；他把病人的左手腕轻轻地放在书上，长时间仔细聆听脉搏的声音。接着，将右手腕放在书上，一样仔细聆听脉搏的声音。他仔细观察病人的口腔、舌头和眼睛。
轮到我了。我按照西医的检查方式给昏迷的病人检查，感觉脉搏，检查瞳孔、舌头、反射，使用听诊器和温度计。我甚至把病人的袖子挽起，测量血压，高得可怕。接着，我在客椅上坐下。就像我礼让王医生先检查一样。我请他作为长者，先出示诊断。
他的回答很长，讲述了学术上的有关昏迷的多种可能性。他说。“最后，你看到我仔细检查了左手腕和右手腕各三个脉搏点位。我们从秦代王叔和的教义中学会有关脉搏的技艺。他教导说任何疾病的特性最终都能通过对两个脉搏进行彻底检查来发现。外国医生，如果你亲自感觉一下左边脉搏，你会发现最主要的脉搏，最靠近肘关节的那个，几乎消失了；最靠近手指的脉搏，几乎感受不到。这些观察，连同长期经验和对伟大医学圣人教义的关注，让我确信病人得了严重的肾病，还有相当严重的心脏病。我请求你再检查一遍，说说你是否同意我的诊断。”
病人身体肿胀起来，我用手指深深压进组织里，留下重重的凹痕。我的检查已经让我做出独立的诊断，但出于对老医生的尊重，我再次把了脉，然后平静回答道。我倾向于同意他的结论。我补充说，我将保留自己的判断，直到精确的实验室工作完成。稍后，化验结果肯定了他的诊断。王医生深得中医的真传，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实验室里现代的实验，比如用化学方法或显微镜。他的判断得到肯定。我听见他说，“除了肾病还能是什么呢?”
梁氏兄弟的表情足以显示出他们对王医生的信任。发现外国医生同意王医生的诊断，他们毫无疑问地打消了疑慮。
一起出去的时候，我对王医生说，“请你一定要尽早访问我们医院，参观病房和实验室。我相信你会有兴趣看到显微镜下显示的肾病。”“谢谢你友好的提议。那肯定非常有趣。我怕自己不能完全理解。我们有关疾病的概念与你们西方非常不同。”
当我再次发出请他参观的邀请时，我补充道：“我们的年轻学生在精确地做这些试验。”王医生评论道：“希望我们不要让学生们忘记伟大医生扁鹊和张仲景，以及有关脉搏的权威王叔和的名字和教义。”我领会到他的暗示，邀请他每学期举办一次传授这些教义的讲座。他保证一定前来，我们会成为好朋友。在回去的路上，我回想此次访问，很感激遇到一位古代医学的代表，并同他一起给病人诊断。两天后，财政总管梁先生死于昏迷，所有的迹象肯定了王医生有关肾病的诊断。
几年来，在长沙，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为了感谢一位受宠爱孩子的康复，他们会给医院送来堂皇的黑漆匾额，高高挂在走廊的墙上，这些匾额有一尺高，常常用金粉漆过，称颂某位医生的医术或外科技术。
这些匾额常常由一队人放着鞭炮，送到医院来。一天，我们在大门口遇到一支队伍抬着长长的像桌面的东西，上面覆盖着华丽的刺绣品。这是给楚医生的礼物，他是湘雅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很欣赏我们的外科技术，并将之与中国历史上高明的外科医生相提并论。匾额上写着：“再世华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