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芝冈日记选录（二十五）

一九五六年（北京）

五月二十七日

湖南湘剧团团长金汉川同志由陈绮霞同志介来相见。湘剧将来京演出，有彭俐侬、杨福鹏、董武炎、徐绍清、庄华厚、廖建华、王华运、刘春泉、吴淑岩、张福梅、黄福明、郑福秋、蒋华金、庄丽君、欧寿廷。

五月二十九日

五月十三日，由欧阳（予倩）院长转来周达甫同志一函云：长沙寿星街周慕莲堂禁唱戏的小石碑是这样六个字：‘此屋永禁堂戏’。石碑原在轿厅里进花厅门的墙角。据说那所大房子上手，因唱戏而倾家荡产而卖房屋，周笠西引为鉴戒。因唱戏而卖房屋，可见当时戏风之盛。信为五月十日发。

五月三十日

五月二十八日晚，往长安戏院看山西省晋剧团演出《游花园》、《小别母》、《九件衣》。《小别母》有“母上儿请”之道白，最为古朴。盖用戏曲行话于剧中人物道别也。

午前往师大讲《惊梦》完。卫之祥同学托借《孔雀东南飞》剧本。午后学习，因前未接头，以致贻误。刘策老、周静庵、刘仲生来。

五月三十一日

晚，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剧场举行捷克斯洛伐克戏剧家约瑟夫·卡捷塔·德尔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并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他的名剧《仙笛》。代尔生于1808年。在作者生长的年代，捷克被奥、匈帝国统治，民族文化几被毁尽。代尔以演员、新闻记者、寓言童话作家、剧作家的职业，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斗争。代尔有《乔奇的幻梦》、《森林中的少女们》、《顽固的妇女》、《库特拿斯山的矿工们》、《扬·胡斯》等（剧本创作），以历史剧、童话剧为主要题材。代尔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戏剧家，更是一个热衷于社会活动的剧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剧场组织者和戏剧理论家。1856年7月11日，代尔饿死在彼尔森，享年48岁。今年7月11日，是代尔逝世一百周年。《仙笛》原名《吹风笛的人》。这个富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风格的剧本问世后，受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热烈欢迎。一直到现在，仍为各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的重要上演剧目。

六月一日

午前往师大讲《长生殿》大意，午后往首都剧场听艾思奇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第三小题“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

六月二日

午后读李长之《洪昇及其〈长生殿〉》，准备明日发言。

六月二十八日

本日午后二时半，中国戏剧家协会召开《琵琶记》第一次讨论会，往文联六楼会议厅出席。田汉同志主持，提出历史人物处理问题。认“身后是非谁管得”，令古人受冤的剧中人物处理，是否可以避免。古人身后是非是历史家的问题，人物典型性是戏剧家的问题。《琵琶记》的蔡邕究与汉代蔡邕是二非一，比而同之，历史家之观点也。尚钺先生从田汉同志所说，当作元明之际的历史报告时，乃谓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在元末明初发生，自觉的民族意识已经起来，乃谓《琵琶记》不但存在阶级矛盾，而且存在民族矛盾。并谓《琵琶记》所宣传之忠孝乃汉人之物，而牛相则当为色目人。又谓荒年与道路不通，皆至元十一年后农民大暴动的时代反映。又谓楚霸王乃反动人物，曹操比刘备进步，故戏曲与历史之间存在矛盾。不知项羽典型乃从司马迁《本纪》（指《史记·项羽本纪》）来，曹操、刘备人物典型乃从“说三分”（指《三国演义》一类说书小说）来。历史家谈戏曲，乃不能活用历史唯物论，实一怪事。

第一次《琵琶记》讨论会上发言：

剧协要我来谈谈《琵琶记》，我准备的材料着重故事、人物的一面，同时既然要说，就不免掺杂些个人主观的意见，希望大家指教。

《琵琶记》作者高则诚的另一部著作叫《闵子骞单衣记》。闵子骞的故事是二十四孝故事之一，但这个故事在民间许多戏曲如《芦花记》、《打芦花》、《芦花絮》里却反映了个体农民的实际打算，并采用农村的实际生活来处理这些题材，处理得非常生动，生活性很强。高则诚在《琵琶记》全部剧情中，运用了同样的手法。它这种剧情是活生生的剧情，它是同广大农村的生活实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我认为《琵琶记》的前部剧情，也可以说就是生活。

我们先从蔡家谈起。蔡家应该是读书人家。蔡公“清贫”一世，在《琵琶记》里有过交待：他“守清贫”到八十岁，有了个好儿子，他自然要叫儿子出去应试，一心想儿子做官，替他改换门闾。蔡母则不然，她的年纪也有八十岁了，就只这么个儿子，如果出去应试，家里只有一个媳妇，而且是新妇，缺少人看顾，万一两老有个三长两短，那又怎么办？所以不主张儿子去应选科。于是这两个人物一出场就吵起来了。蔡伯喈，好像是不愿离开八旬父母和新婚两月妻房，但是他是不是真的不愿去应试和做官呢？我们不能被欺骗，他是愿意的。赵五娘对新婚夫婿难以分离，这是一面；另一方面伯喈出去应试后，侍奉公婆的重责放在她一个人身上，怕担负不起来。蔡公、蔡婆两人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经过五娘和伯喈就更复杂化了。总之，各人都各有打算，各人的打算却又都很实际。这个矛盾的基本点是应试不应试；八旬父母要人照顾固然重要，就这样把伯喈摆在家里耽误他的前程也不是办法。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出来个张大公，一方面好心来劝架，一方面仗义承担伯喈出去应试后蔡家的缓急。于是在张大公对蔡家有限的周济下，送走了蔡伯喈；而真正的重担，从此就落在赵五娘的身上了。

蔡伯喈出去应试后，蔡家的矛盾再度的展开：陈留郡遭干旱，闹饥荒。蔡公原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儿子做官改换门闾，但受了饥荒的事实教训，他开始后悔算盘打的不合算，不该叫儿子出去应试。至于蔡母，因为亲生儿子被蔡公逼迫远行，情绪上一直背着包袱；再加遭受饥荒，当前问题无法解决，在生活上又背了包袱。于是就向蔡公发泄，整日吵闹，埋怨蔡公不该叫儿子出去，搞得今天没有饭吃。蔡公蔡母两人整日吵闹，蔡母主动向蔡公发泄，蔡公本人又开始后悔，他们过去的矛盾好像逐渐统一，把怨恨都归结在久不归家的儿子身上。同时又因为饥饿难耐，对媳妇引起敏感和猜疑。这时候的赵五娘，承担了一切灾难，在翁姑的矛盾生活下过日子，忍受公婆的猜疑。矛盾的解除是蔡公蔡婆发现五娘背地里吃糠；蔡母包袱背得太重，终于先死了。蔡公怨恨儿子，一气成病，他叮嘱五娘在他死后不要把骨头埋在土里，让旁人知道蔡伯喈“不葬父亲”；又当着大公写下遗嘱交五娘收执，要她在他死后早早改嫁；又把柱杖交给张大公，要大公等伯喈回来打他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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