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大约2500多年前，在古希腊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战争，战争的一方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另一方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经过27年（公元前431—前404）的惨烈较量，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但取胜的斯巴达一方也并未享受到胜利的果实，盛极一时的希腊文明自此逐步走向衰落，甚至对后世的世界历史进程也造成了长远影响。但这场战争成就了一个人、一部著作，即修昔底德和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修昔底德以求真求实的客观态度，简洁流畅的语言，为后人记述了几乎整个希腊城邦均卷入其中的“世界战争”的过程，他所阐发的思想，尤其是对于战争爆发前因后果的探寻和分析，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尤其在今日国际政治关系领域中还颇有影响，“修昔底德陷阱”一语即“脱胎”于他和他的著作。

Ⅰ

对于修昔底德其人，留下的资料极少，而且大部分来自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零星信息。只知道他是雅典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00—前400年，公元前424年担任过雅典将军，负责保卫战略要地安菲波利斯。据说由于指挥不当，驰援不利，致使安菲波利斯落入敌手，后被诬陷为叛国罪遭遇流放2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这期间完成的。“我在懂事的年龄亲历了整个战争，乃专注于了解它，弄清楚战事是如何确切展开的。恰巧我在指挥安菲波利斯战事后遭流放20年，能了解到双方的行动，因我的流放者身份，尤其能了解到伯罗奔尼撒方面的行动，而且我有闲暇认真考察它们。”不过该书最初并无名字，书名是后世人添加的。之所以冠以“伯罗奔尼撒”之名，大概是西方人偏爱民主国家的雅典，而不是“贵族统治”的斯巴达的缘故，“多少体现了近代人亲雅典的立场，因为它的意思含有伯罗奔尼撒人发动战争的意味”。

为何要撰写这样一部著作？用修昔底德自己的话说：“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著作，相信这次战争史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他的目的是想让人们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有益于将来，不是满足人们一时的好奇心，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修昔底德是从战争起始时开始记述的，并试图记叙至战争结束，但他并未完成自己的全部计划，他的记述至公元前411年时戛然而止，而不是战争结束时的公元前404年，原因不得而知。战争后续几年的情况是由其他人续补的，最著名的是希腊另一位伟大的史学家色诺芬撰写的《希腊史》。因而，修昔底德的历史是一部未完之作。

然而，我们无法否认该书的价值，它在西方史学史一直占据至高地位。由修昔底德和他的著作，我们得以了解了2000多年前这场波澜壮阔的战争，清楚了希腊文明何以日渐衰落，后起的罗马帝国何以轻而易举地使希腊人俯首称臣，决定了西方社会的进程和走向。再者，就史学本身而言，修昔底德的历史观、史学观在西方史学史上堪具筚路蓝缕之功。修昔底德记叙伯罗奔尼撒战争，形成西方长期以来以军事政治为主题的史学传统。他摈弃神性，否认神谕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用理性主义分析事件的來龙去脉，看重人的力量，从人力、财力等方面阐释战争胜败的原因。他坚持对于史料进行分析和判断，不会“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凭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由此其著述便有了更高的科学性。正因如此，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勋爵写道：“我毫不迟疑地宣称修昔底德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Ⅱ

修昔底德留给后世的不只是“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有最为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修昔底德并不是满足于仅仅记叙战争进程，而注重的是分析战争的起因，探讨历史表象背后的东西，给后人以垂训。他不认为雅典和斯巴达发生冲突的原因是某种偶然事件，而是有更为深刻的根由。他写道：“至于他们破坏和约的原因，我首先说明记叙双方争执的理由和他们利益冲突的特殊事件，使每个人都毫无问题地知晓引起这次希腊大战的原因。但是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照我看来，常常被争执的言辞掩盖了。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最后一句话被当代美国学者演绎成“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即是近年来颇有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最早见于1980年美国军事作家赫尔曼·沃克的一篇论文，后来被美国政治和外交学界所接受，逐渐演变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铁律”。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媒体频频出现，国人才渐渐熟悉这一概念。2015年美国学者格拉汉姆·阿里森再次发文《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会走向战争吗？》，他考察了16世纪上半叶到现在的近500年间，16组有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案例，其中有12组陷入了战争之中，只有4组成功逃脱了“修昔底德陷阱”。如19世纪末的德国和英国，20世纪发展起来的日本，最终都引发了大规模的战争甚至是世界大战。因此，在阿里森看来，如果从历史上看，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崛起大国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之间的战争似乎“难以避免”。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这样的比附本身就是不恰当的，中国不是雅典，美国也不是斯巴达。美国号称“自由民主”国家，而古代的雅典恰恰是民主国家，且不说美国对于中国的错误认识，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美国学者的自相矛盾之处。再者，回到修昔底德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如上述，修昔底德认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由于雅典的强大，使得斯巴达感到了危险。问题是雅典的强大为何对斯巴达构成了危险，而斯巴达为何对雅典的强大产生了恐惧。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历史上有两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公元前490—前449年的希波战争，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希腊人联合起来战争了波斯帝国，另一次即是希腊的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本是一衣带水的盟国，为何外战甫一结束即反目成仇，兵戎相见？修昔底德记叙到，波斯战争后，雅典人采取种种手段，不断扩张他们的帝国，斯巴达知道雅典势力的扩大，但由于国人的性格，国内事务缠身，并没有予以制止，但到最后，雅典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了，支持斯巴达国内民众的叛乱，斯巴达感觉到不能再容忍了，遂决定全力发动战争，消灭雅典的势力。且不论修昔底德的论述正确与否，但无论如何在这里可以清楚看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并非源自修昔底德，而是脱离了修昔底德，甚至谈不上曲解，完全是西方学者的杜撰，其目的无非是借用修昔底德，借助历史，来增加其观点的可信度。

然而，修昔底德在著作中表达的对于民主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观点仍然对后世影响很大。对于雅典的所作所为，修昔底德并不是赞同的，甚至对之提出了批评，作为一个雅典人，这是难得可贵的。这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应具备的根本品质——客观公正。在他看来，雅典企图称霸希腊的野心对全希腊构成了威胁，因而，“舆论的情感大致是倾向于斯巴达一方面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宣布了他们的目的是解放希腊”，人心所向，似乎注定了战争的结局。尽管如此，也不能忽视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叙述的强权政治观念对于后世西方社会的长久影响，可以说理解了修昔底德和他的著作，可以更好地理解西方人的强权思维。在雅典人为他们的压榨、侵略同盟国的行为和扩张政策辩护时，修昔底德记述到，雅典自认为不愿意放弃帝国并没有违反人性，因为“弱者总是被强者所统治，而且我们认为自己值得拥有如此权力”。强权思维在另一方斯巴达那里同样显而易见，它同样建立并牢牢控制着自己的同盟，不容他人染指，若非雅典的强大，或许早已成为斯巴达的腹中之物。这或许是修昔底德和他的著作在今天令人苦涩的“现实意义”。

（本文选自：博览群书 2018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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