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效应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

摘要：本文研究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的效应是否存在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对比分析了1981—1993年、1994—2005年这两个时间段的回归结果，发现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1981—1993年。对财政支出效应地区差异的实证分析表明：虽然从全国范围看，财政支出总量无助于促进民间投资，但是分地区看，财政支出效应在中部最大，而在东西部并不显著。

关键词：财政支出；民间投资；跨世差异；地区差异

中图分类号：F224；F812.45

一、相关文献

（一）国外相关文献

关于财政支出（或者公共开支、公共投资、政府投资、政府支出等不同说法）对私人投资的效应方面，国外大部分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主要结论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财政支出与私人投资正相关。Aschauer（1989）用时间序列回归方法考察了美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认为政府对于固定资产、基础设施的投资挤入了私人投资。Fisher （1998）用跨地区截面数据时间序列回归方法研究发现，政府的预算盈余与投资存在着正相关关系。Vijverberg等（1997）指出公共投资的先期扩张，往往带来私人投资的繁荣，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积累效应。

二是财政支出与私人投资负相关。如Bairam和Ward（1993）考查了25个OECD成员国政府支出与投资的关系，认为24个国家存在负相关，其中19个国家有相当大的负相关性。Evan等（1994）用美国48个州1970-1986 年间的数据进行评价，发现除教育投资对效率提高有显著的积极意义，其他项目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明显的效果，甚至体现出负面的影响。Grier和Tullock（1989），Barro（1991）等通过若干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也发现了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

三是财政支出与私人投资的关系因不同条件而变化。Sims（1997）、Cohrane（2001）、Daniel（2001）、Dupor（2000）认为，一国的财政收支并非与经济增长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直接取决于通货膨胀水平，即一国的价格水平决定财政政策，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水平决定一国政府债券的实际值和政府财政的盈余程度。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在理论上把公共支出分解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指出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公共支出与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贡献度产出弹性之比。并不一定生产性的公共支出越多越好，关键要看其对总量生产函数的贡献度，因此，有的国家尽管生产性的公共支出额度很高，但是经济增长却不理想。这揭示了公共支出何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进行了有力的论证，尤其是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公共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国内相关文献

关于财政支出与民间投资的实证研究，国内一部分研究是放在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框架下研究的，另一部分则侧重于研究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s）。从实证研究方法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于LS－LM模型，第二类是采用定量动态分析的研究方法。与国外研究结论类似，这些实证研究同样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郭庆旺、赵志耘（1999）就中国的公共投资是否产生挤出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利率受到管制的条件下，政府投资不会挤出私人投资，反而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入效应，即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会促进经济增长。郭庆旺等（2005）以我国1978-2003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利用向量自回归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我国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私人投资的拉动效应很强。郭庆旺、贾俊雪（2005）还从理论上把公共资本支出分为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表明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政府公共资本投资中，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较之人力资本投资更为显著。庄子银等（2003）对中国公共开支与经济增长展开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公共开支对私人投资通常具有“挤出效应”，但是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政府公共开支与私人投资互为补充的效应很强。刘溶沧（2001）根据古典经济理论中私人投资与公共投资的函数关系构建模型，得出“公共投资不会挤出私人投资”的结论，并且由于公共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性，反而能提高私人投资的收益率，故财政投资能在一定程度上挤入私人投资。吴洪鹏等（2007）采用1997年1月至2004年12月的月度数据，运用VAR模型对中国存在挤出效应的机制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可能会导致民间投资减少的三种挤出效应机制均不存在，公共投资的扩大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公共投资和商业银行可贷资金状况是民间投资的Granger原因，而工业增加值、生产资料价格与民间投资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马拴友（2001）利用IS—LM模型测算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投资没有挤出私人投资，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总体上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增加财政支出不会挤出私人消费。董直庆等（2007）基于Bootstrap仿真方法的实证检验也表明：我国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带动作用，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熨平经济的波动。

部分实证研究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财政支出能促进私人投资。比如戴园晨（1999）通过回归分析认为公共投资没有挤出私人投资。宋福铁（2004）通过因果检验发现中国大规模发行国债尚未产生挤出效应, 但也没有对私人投资产生促进作用。田杰棠（2002）从利率变动和资金挤占两方面对1998-2000年数据作了实证分析，也得出“挤出效应存在但不严重”的结论。

另外一些研究则认为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究竟是挤出还是挤入，取决于相关条件的变化。一是从长短期效应看，董秀良等（2006）在重新界定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效应的基础上，利用季度数据，采取向量自回归模型，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动态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长短期效应，认为短期内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一定挤出效应，而长期均衡关系上则表现为挤入效应；王小利（2005）也认为政府公共投资对GDP的影响十分有限，长期影响甚至为负。二是从财政支出的结构看，严成樑、龚六堂（2009）的研究发现：我国生产性公共支出并不一定总能促进经济增长，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陈浪南和杨子晖（2007）以Aschauer等人的模型为基础对中国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投资挤进了私人投资，社会文教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廖楚晖（2006）考察了我国政府的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我国经济的人均产出与政府教育投入有显著关系，政府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王小利（2005）认为政府公共投资对GDP的影响十分有限，长期影响甚至为负，但却肯定了政府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周业安（2003）则认为，当一国存在财政结构和经济环境的差异，诸如行政管理架构和资源流动性限制，一国财政支出就并非一定促进经济增长、并非能够起到正面激励和有效竞争的功能，特别是如果地方政府选择保护性策略或掠夺性策略时，低效的资源配置和价格扭曲将损害经济增长。三是从地区差异看，靳春平（2007）采用VAR模型分别考察了东、西部地区的政府公共资本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响应关系，结果表明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性表现为同一单位的政府公共资本支出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大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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