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父子的时代话题
1982年年初，我从上海师大毕业，经过一番周折，被分配至安亭师范学校当老师。在1980年代，大学毕业生完全由国家统一分配，自己做不了主。具体的分配权在大学和地方两级。其中有一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规定，如郊区来的同学只能回郊区工作，来自多子女家庭的毕业生则会被优先考虑支援外地，等等。分配工作的过程对当事人保密，普通毕业生只能被动地等待“宣布”和“通知”。不必说，这种工作方法本身就极具“暗箱操作”的性质，与它配合的宣传口号是“响应祖国号召，服从组织分配”。对许多毕业生来说，分配年就是他们的噩梦年。我们班有个女生，在辅导员宣布分配去向时情绪失控，吞服了过量安眠药，所幸抢救及时生命无虞。我的分配也一波三折。我们系负责分配工作的党总支书记当时为同学们耳熟能详的一句名言是：“我们把你摆过来、摆过去，为你动足了脑筋……”地方上的情况同样如此。当然，我写这文章并不是为了替谁申冤或泄私愤，这个话题就此打住。
我去安师上班后，第一个周末回到家，父亲对我说：“现在你能自食其力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可以去见马克思了。”
我回答：“你瞎说什么。”
对于我的成长，父亲只发表过两次简短的感慨，这是一次。
另一次在我30岁生日那天，父亲对我说：“你都30岁了。”
我说：“那又怎样？”
父亲说：“真希望你永远不要到30岁。”
父亲平常很少对孩子流露感情，因此那两次相隔数年的对我“自食其力”和“年满三十”的感慨，都给我印象很深，只是其中的感情因素给我的印象不同，前者让我有些莫名的排斥，后者令我怦然心动。不必说，父亲对儿子的成长充满喜悦，但他的话里总是含有悲感。
“去见马克思。”
“永远不要到30岁。”
在儿子的而立之年，父亲似乎感觉到“去见马克思”的日子临近了。果然，在我那次生日后不到三年，父亲因病去世，享年66岁。
在父亲去世前，他的孙子和孙女都已出生，这对晚年的父亲是极大的乐事和安慰。
我的恋爱是典型的一见钟情。在安师工作两年后，1984年3月7日的下午，我在朋友魏滨海家里第一次见到了我老婆。这是一次有意安排的会面。由于我以前一贯立场坚定地反对这种形式，因此这次的欣然接受，在态度上似乎已准备对对方“一见钟情”。事实确也如此，准确地说，在对方出现在门口的一刻，我已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她。我从房间里扭过脸去看她，竟忘了及时礼貌地起立。我老婆身材高挑、容貌秀丽、神情温婉，一头秀发垂至腰际。那个下午，几乎是我一人独白，夸夸其谈，我的朋友有意附和着我。
当时我老婆在离城十多里路的徐行中学教书，在送她去汽车站时，路过嘉露西餐社，我本想留她一起吃晚饭，但她说已在学校食堂蒸了饭。送她上车后，我立刻返回滨海家，告之我“非常满意”。紧跟着我又兴高采烈地去了另一位好朋友家。“我决定了！”我对他这么说，似乎他正在等着我的“喜报”。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我经历了诸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单独和一个女孩子约会（在我和弟弟的住处）；第一次单独请女孩子吃饭（在嘉露西餐社）；第一次单独陪女孩子游园（嘉定汇龙潭）和作短途游行（青浦朱家角）；第一次……次年一月份，在我老婆生日那天，我们去民政局登了记。这期间，主动谈我的爱情和我老婆，成为我与朋友谈话中必做的功课，我对每一个朋友表扬、赞美我的老婆，以致一贯比较有耐心听我说话的老朋友许建平也烦了，说我“谈老婆像在写小说”。
我们的儿子生于1989年5月5日，这个日子比预产期提早了两周。父亲得到消息，赶来妇保院看孙子，当护士将孩子抱到他面前时，他满脸笑容，双眼含泪。当时父亲的身体已经很不好，肺气肿令他呼吸困难，行动不便，但孙子出生后，他每天都来妇保院探视，孙子出院后，在我老婆坐月子不便出门的几个月里，父亲也每天或隔日跑来看孙子。当时我家住在梅园新村三楼，父亲上楼很艰难，每上一层楼都得停下长喘好几次，但他乐此不疲，精神状态颇佳。同年9月6日，我弟弟的女儿也出生了。父亲已于1984年离休在家，母亲退休后则受聘于一家律师事务所，和以前一样忙碌，所以，两个孩子出生后，我和弟弟两家通常在周末一起带上孩子去看老人。这一天的饭桌上总是热闹非凡，既有两个孩子的喧嚣，又有父子间发生的常常十分激烈的争论。在我和父亲之间发生的争论，与父子感情和家庭事务完全无关。对一个家庭来说，那些争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非常令人不愉快，但奇怪的是，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尤其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那些争论在父子间总是一触即发，难以避免。
如果说人到晚年情绪有些偏执，那么我又是为什么？
有时彼此争得面红耳赤，父亲忍不住依仗父权大喝一声：“不要说了，我不要听！”
一次发生激烈的争辩后，父亲忽然放缓语气，自嘲道：“我们之间的争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父子关系。”
那时我虽不能预见父亲将不久于人世，但父亲身体的虚弱是一目了然的，肺气肿已严重摧残他的健康，说话都显气短。那为什么每次见面我都要不依不饶、没大没小地和父亲争辩那些跟我们不相干的事呢？我那时未必不懂，对像父亲这样健康状况糟糕、呼吸困难的老人，让他免受外界刺激、保持心态平和有多重要，但每次去看望父母，我都忍不住将一些敏感话题带到饭桌上，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我明知父亲对此会作何反应，却无法克制自己，甚至显得乐此不疲，主动挑起争端。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价值观念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再像过去那么统一。我拥护改革开放，但对社会更多是持批判态度，我带回家的总是一些负面的信息。有时，我和父亲的分歧就在一个用词上。
莫名的争辩，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中国家庭里屡见不鲜，是两代人矛盾的主题之一，是中国家庭饭桌上的一道特别风景。许多我这一辈的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为这种争端在饭桌上被做父亲的拍桌子轰出家门。我父亲也曾喝令我“滚”，不过事后他又对我母亲说，以后我们和孩子有矛盾，不要再叫他们“滚”，叫他们滚到哪里去？这没意义。父亲去世已近十八年，这些年来，我常想到父亲，常为自己当年一次又一次为形形色色的“时代话题”惹怒已病入膏肓的父亲，心怀愧疚，并多少有些抱怨那个时代。“观念爆炸”的时代，人都太爱争论。
父亲晚年经常因咯血住院，那时，他早年的慢性支气管炎已并发肺气肿，发展为肺心病。他还有结肠炎。父亲在医院一向是个最配合治疗的模范病人，医生护士都喜欢他。有时医生要给他做一个检查，事先提醒他，可能有点难受，父亲坦然地回答，在医院，这身体就交给你们了。父亲在接受检查和治疗时从不出声。这一点我不像父亲，年轻时我曾做过一次肠镜，还没开始就大呼小叫，以致医生用“女排精神”来鼓励我。我老婆说，从这个差异可看出党员和群众的区别。
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是在嘉定中心医院新开设的老干部病房。去世那天，1992年2月3日，是农历大年三十。我以前曾听说有的人死前会流泪，看到父亲弥留之际，眼角处渗出几滴泪水，我相信了。我对弟弟说：“爸爸哭了。”一边伸手去擦。我的手刚碰到父亲的脸，自己完全没有防备，忽然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父亲去世后，有好长一段日子，我常对人家说这话：“现在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了。”
我心里还老想着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对我说过的两句话。
“小明，想想办法。”
“小明，你用点力掐一下我的脚。”
母亲常说父亲个性懦弱，甚至说过他生活态度消极。不过，在父子相处中，父亲从未对我们流露出软弱。另一方面，我们兄弟俩和父亲极少有肢体上的接触，我甚至都没有被父亲抱过的印象。你可以说父亲羞于亲情的表露，无论是在被动的方面还是在主动的方面。父亲在备受病痛折磨时出人意料地对我说，“想想办法”，父亲这是在求告我吗？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何况父亲一直在本地最好的医院接受治疗，住最好的病房，对此我心里还有优越感。父亲去世后，想到他曾嘱我“想想办法”，我感到特别难受。父亲不见得认为我有更好的办法，他破天荒对儿子说这样的话，说明他当时内心是多么软弱无助。可是我几乎对此置若罔闻，父亲后来也没再对我重复此话。大概在最后一两天，父亲忽然要求我“用点力”掐一下他的脚（观察水肿情况，其实无此必要）。这也让我感觉心被撞击了一下。父亲从来不会叫我做这样的事。一直以来，在我们家，父子关系更像朋友，堪称友好，在临终前，父亲似乎借病体流露出对于比友好深一层的亲昵的父子关系的要求。这让我有些不舒服、不习惯，我并未照父亲说的做，却掖好他脚上的棉被，不以为然地回答：“医生刚检查过，稍微有点肿。”
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时发生了两件怪事，在“八卦”盛行的今天，重提这两件事恐怕也有“八卦”之嫌。一件事是父亲那块瑞士手表不走了。那块表是母亲送给他的结婚礼物，在20世纪50年代大概要两百多元人民币，父亲戴了几十年从未出过毛病，可表偏偏停在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时。我忍不住要说句很“八卦”的话，难道手表也通灵性？
另一件事是父亲的公费医疗证，在我们为他挂号后几分钟里不见了，按当时的情况，说它“不翼而飞”不为过。医生说，我们都认识老张，暂时没有公费医疗证没关系，以后补一个吧。医生都说还有“以后”，谁会想到这是一个预兆。
父亲那块RODANIA手表至今还保存着，母亲从未想过拿它去钟表店检修一下，十八年来，它一直停在当年莫名停走的那一刻。
父亲离开我们太早，66岁，我才33岁，完全没有准备。父亲走后好几年，我还经常感到会在家里或他生前常出现的几条街道上碰见他。要是父亲真出现在眼前我不会觉得惊骇。在父亲晚年，医生强烈建议他戒烟，家人也不让他吸，但父亲从未真正戒过烟，有几次我碰巧发现父亲一个人蹲在马路边吸烟，看到我立刻将夹着烟卷的手藏到背后。如果这一幕再现，我将不再去惊扰他，等他从容、悠然地把那支烟抽完后，再过去和他相见。
父亲这一生幸福吗？我斗胆自问。可以肯定的是，母亲是幸福的。新旧社会给了母亲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新社会将一个在“教养院”里长大的苦孩子培养为人民法院的大法官。父亲家境比较富裕，又是长子，小时候没吃过苦，他为什么在上海冒死参加革命？为“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浅层需求，说不通。倒是父亲后来长期在农村蹲点，“文革”中又被打倒，吃了不少苦头。不过，和幸福的母亲脾气很大形成鲜明的反差，忧郁的父亲性情温和，有一点幽默感，在记忆里，我没听到过父亲对自身处境的抱怨。我们现在知道“文革”是不对的，但当年当母亲得到“平反”以及父亲自己被“解放”时，他都显得像孩子似的开心，在这份开心里，还夹带着一种被原谅、被拯救的感恩。母亲曾经非常恨“揭发”她的那个过去的工友，而在父亲身上完全看不到恨，他只是受到一点惊吓，在家里喝几杯闷酒就过去了。父亲认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中自己被带到一点是合情合理的。
我此刻忽然想到并开始觉得奇怪的一个现象是：对运动中发生的种种暴力事件，父母有过什么议论，我记忆中完全是空白。父亲有一次回家对母亲说，听说某某某的老婆屁股被打得像猪肝。母亲也有说，某某今天被抄家了。仅此而已。对身边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没有议论，不予置评，这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奇怪！
另一方面，我小时候在家里听到许多父亲对于共产党的英雄和领袖们的赞语，我至今感觉到那时受到的影响还流淌在血液里。父亲对那些伟人崇敬之至，十大元帅、十位大将的名字和排序都是父亲告诉我的，军衔也是父亲教我认识的，对共产党将帅的事迹父亲津津乐道，对毛泽东、周恩来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
回想父亲的生平，我总觉得他有点像个“局外人”，而父亲本人对这一“身份”似乎也很无奈。父亲不仅在工作上一直被上级认为“魄力不够”、“干劲不足”，而且在他那一辈基层干部中，他太有个人爱好。我母亲在完全退休前，没有任何个人爱好，甚至很少看书看报，她的精力和时间完全投入于工作和家庭。父亲的个人爱好在那个时代可谓广泛。在阅读方面，除了每天看报，父亲还爱读文艺和历史书籍，我读过的许多苏联小说都是父亲从单位里借来的，当时叫“内部参考书”；我上中学时，父亲还推荐我读了四卷本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此书对少不更事的我的影响是震撼性的。父亲还关心体育赛事，节假日爱去体育场看篮球比赛，他本人对象棋的爱好更是终其一生。父亲还嗜好烟、酒、茶。
对父亲，母亲一方面经常抱怨他会花钱，“贪图享受”，“不负责任”，但另一方面又并不认为父亲是快乐的。“苦闷”是母亲有时闲来概括父亲心情的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