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和谐社会的文化资本
和谐社会建设不仅是一项社会工程,也是一项文化工程。作为社会建设的基础工程,文化建设既要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方向,又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充分开发与艺术利用本土文化库藏的和谐理念与和谐精神,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文化资本支持。民间信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和谐社会建设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本。(1)其以精神信仰的方式建构了平民百姓安身立命、顺道达和的和谐心理,从而为社会和谐创造了心理基础;(2)其所书写的忠孝节义、积德行善等道德故事,为民间社会整齐风俗提供了道德文本;(3)其全民性的“大乐与天地同和”的仪式庆典也成为民间社会文化整合的重要文化纽带;(4)其艺术语言的和谐风格滋养了民间社会的和谐性灵及日常生活;(5)其泛灵崇拜神化了天人关系,成为乡土社会人物和谐的生态哲学。
关键词:和谐乡村 和谐文化 本土文化 民间信仰
作者:高长江,1959年生,浙江理工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无论春天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社会的存在与实在都不单是社会学家所说的人际互动,而赖于社会所创造的文化资本。所谓的文化资本,包括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消费并在消费中产生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效应的习俗、制度、法律、艺术、信仰、意识形态等。和谐社会建设亦如是。其可能的基石并非仅是社会学家畅想的“社会合作”,更重要的还取决于社会文化资本的消费艺术。本文将以宗教学理论为背景并以乡土社会为视度,就曾被视为封建迷信的民问信仰可能为和谐乡村建设提供文化资本进行论述。本文的目的与其说是论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还不如说对民间信仰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进行场景建构,并使这个问题具有可实践性。
一、文化建设的民族化风格
在“引言”的文化理论框架下,和谐社会建设的深层运作是一项文化工程。“社会”其实是一个语义空洞的概念形式。它能够被想象为实有,是因为它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信息/组织系统,即文化。所谓的“社会互动”、“相互作用”等不过是人类根据文化的信息和组织原则所展开的自我组织和自我再生产的实践而已。社会始终是一座由各种文化材料组织而成的文化建筑。社会革命的实质是文化革命。
按照文化/社会的这一逻辑结构,新千年中国乡村和谐社会建设,可以解释为一个“和谐文化一和谐社会”的工程模型。作为乡村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工程,乡村和谐文化建设,不仅要追踪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要探讨文化建设的策略性问题,尤其是新文化建设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勾连与互构关系。在和谐文化建设中,如何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充分挖掘蕴涵于中国乡土社会不同文化形态中倡导和谐理念、反映和谐之价值取向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精神,并通过中国先进文化的语法改写与修辞创意,使其成为和谐文化的文化资本,对和谐文化及和谐乡村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这并不难理解。首先,任何一种文化建设都是在“传统”基础上的改写与创新。这一点,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18日》中陈述得十分清楚:“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经验证明,割断传统的文化建设不仅缺失理性,而且还很可能质变为一种“文化创伤”乃至于人民的精神创伤。其次,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民族的,是特定民族文化的在场陈述,更是民族精神和智慧的凝聚;缺失民族性的文化将导致文化的有“文”无“化”,最终沦落为一种空洞的政治修辞,变成一种引发视觉冲动的文化景观。再次,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本土的,是一种地方性生活技艺和言说艺术。只有当它散发着汗水和泥土的气息,它才能够被接受、认同,才具有亲和力、感召力、生命力。最后,在当代文化全球化、文化信息化所引发的文化多元化、复杂化与认同模糊化的语境下,一种文化叙事只有“人种学”化,才不至于在话语喧哗的全球文化现场漂泊流浪,无家可归,或迷失为一种娱乐性的消费符号,而成为社会的情感整合和意义信仰体系。其实,我们现在所言说的“农村文化”、“乡村文化”,不是好莱坞和摇滚音乐、麦当劳和世界杯,而恰恰是那些熟悉的或粗俗的本土化的传说、故事、仪式、信仰、节庆等。也正是这些由古至今代代相传、纠缠不休的乡土方言构成了乡村文化生活的网络,传承着乡土社会的文化血脉,向社会言说着老街、石屋和手工艺的不可替代性,并使民间百姓借此阅读和书写他们的历史与未来故事。
在人类学叙事中,“乡土文化”与“民间文化”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通常所说的民间文化,指的是在国家上层文化之外而流通于民间社会的观念信仰、道德规范、礼仪制度、艺术游戏等这样一种地方文化。西方人类学界也习惯地将其表述为“民俗文化”、“大众文化”与“俗文化”;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则用“小传统”来表述之。雷氏认为,属于上层文化的“大传统”的运行主要是在学校和庙堂中;而属于下层文化的“小传统”的运作及传承则是在无文字的乡村生活中。其实,“小传统”与“大传统”并非疏离对抗的,而是相互影响和彼此互动的。“小传统”需要“大传统”的指导,“大传统”也需要“小传统”鲜活的文化乳汁来滋补;并且,“大传统”的宏大叙事只有通过“小传统”的修辞谋略才能为民间社会所阅读、进入,成为“可居住的空间”。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传统”,无论是仁爱之形上之道,还是修齐治平之形下之器,只是通过民间文化,如戏曲、传说、民间信仰的演绎才不再是夫子学究慎独于荒斋老屋的脑浆循环和语言游戏,而成为民间社会的修身立人之规矩。其实,在民间社会,不仅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甚至于国家的概念都是深埋于民间百姓的信仰、礼仪、民俗等日常生活文化之中。因此,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东方还是西方,国家文化建设、本土化行动都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战略。
二、民间信仰及其“和”之语义空间
在中国民间文化家族中,民间信仰以其“包罗万象的纲领”的身份掠取了主体的地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人们用“民间信仰”指涉“民间文化”的语言学混乱。的确,由于民间信仰的宗教性、民俗性、生活性特征,使得它几乎成为民间文化的代言人。民间社会的人生信仰、道德规范、礼仪制度、艺术游戏,乃至于吃穿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日常生活,都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像张新鹰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民间信仰是一片汪洋大海。千百年间,极其庞大而又不断扩充的神灵队伍驻守在遍布村镇城乡的各色神庙,深入到各行各业、千家万户,普通百姓时时与‘有形’的神灵同在,也于‘无形’的神秘力量同在,对它们的崇信渗透到风俗、习惯、礼仪、禁忌当中,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正是千百年来几乎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沉没于百姓心灵深处、渗透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民间信仰,勾勒着乡土文化的网络。民间信仰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这使得其成为乡村文化发展与社会风尚创构的重要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本。
我曾指出,倡导人间友爱,诉求积德行善,维系生活和谐,是中国宗教文化的深层语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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