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科学主义在近代传入中国并兴盛一时。中国的科学主义者在传播科学主义的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有两个时期的推动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一是维新时期的科学启蒙思想家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二是五四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借用“科学”旗帜来宣传唯物史观。

[关键词]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

[中图分类号]B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3－0036－04

龙观华(1966－)，男，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广东广州　510631) ；李小萍(1966－)，女，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江西南昌　330077)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8年度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子课题“近代中国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项目编号：08JJD720027)的阶段性成果。

科学主义在近代传入中国并兴盛一时，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演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导致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将对前一个方面的问题作一探讨。

一、科学主义及其在近代中国的演进形态

科学主义是一种西方思潮，而对于什么是科学主义，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无定论，最具代表性的表述有：欧文在《唯科学主义，人与宗教》一书中认为，唯科学主义是一种取代宗教的感情态度的文化现象，即“科学崇拜”。《韦伯斯特百科词典》对科学主义的解释是：“科学主义指一种信念，认为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的假设、研究方法等对于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其他学科同样适用并且必不可少。”郭颖颐指出：“更严格地说，唯科学主义可定义为是那种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的观点。”霍布斯认为科学主义“相信科学能回答所有的人类问题，它使科学成为哲学、宗教、习惯方式和道德的替代物”。《当代西方思潮词典》认为：“科学主义，亦称唯科学主义，一种科学崇拜思想，认为科学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声称科学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

从以上表述可以看出，“科学主义”是英文“scientism”的中文意思，亦译“唯科学主义”。它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和科学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哲学体系中有着不同的形式，从而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着不同的界说。在我国，学者们主要是在西方科学主义理解的基础上，对科学主义加以仔细的辨明和具体的区分，既有中性论断也有批判之辞，但大多数还是从贬义的立场上去理解、分析和使用这一术语的。

至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形成，它是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密不可分的，就历史源头而言：“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某些观念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亦即所谓明清之际及清代中期。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化变迁首先表现为与传教士东来相联系的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为了使其传教活动能够顺利展开，借助了宗教之外的手段即具有普遍性品格的科学，来缓解价值冲突对传教的心理排拒。这在客观上带来了中国科学思想的一次大的启蒙，在部分国人的心中播下了崇尚科学的种子，但在18世纪的后三分之二的时间里，中国再次把大门紧紧关上，对科学的介绍被推迟到19世纪。

那么，进人19世纪，科学主义在中国又是如何形成和演进的呢?“我们通过对中国一个多世纪的科学发展的历史考察，认为科学和科学主义在中国演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生成期(1860～1895)、建制期(1895～1915)和渐趋成熟期(1919～1923)，相应地科学主义呈现的文化形态分别为：器物形式、制度形式、价值观念形式。”李侠等人把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演进过程分为生成期、建制期、渐趋成熟期，有其合理性，但从生命的诞生、成长、成熟、衰亡过程来看，把生成期、建制期、渐趋成熟期改为酝酿期、形成期、成熟期，似乎更合理一些，这三个时期在历史事件上分别对应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五四运动，在文化形态上对应器物形式、制度形式、价值观念形式。

从一个侧面看，近代中国的科学主义就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形成的。从鸦片战争开始，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之“用”与中学之“体”开始结合，科学主义呈现的文化形态为器物形式，这是科学主义酝酿时期的表现形式；维新运动时期，随着认识的深化，开始关注器物层面背后的思维方法开始受到关注，科学主义呈现的文化形态为制度形式，科学得到泛化，标志科学主义形成。到五四运动前后，科学主义呈现的文化形态为价值观念形式，这是科学主义成熟时期的表现形式。

二、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推动作用

科学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或多或少地带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相伴而行的。在这个相伴而行的过程中，中国的科学主义者在传播科学主义的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毫无疑问，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具体地讲，有两个时期的推动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一是维新时期的科学启蒙思想家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二是五四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借用“科学”旗帜来宣传唯物史观。

(一)维新时期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

在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回溯自己的思想演变时就承认他是在《西国近世汇编》等书的影响下，才“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的。他于1884年“始演大同之义”，1885年“手定大同之制，名日《人类公理》”。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近世的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看成是一种贫富之争，把共产主义学说看成是“均产之说”。梁启超则认为《大同书》的理论就是社会主义理论，他说：“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梁启超在分析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时，也认为这是由于贫富差距问题引起的，他说：“此近世贫富两极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即社会主义)之所由起也。”在维新思潮中，社会主义学说的表述不一定准确，但已零星可见，这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的最初表现。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翻译为“然必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平均齐一，无有分殊”。严复也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平均财富、平均分配”的学说。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理解。而这样的理解恰恰是渊源于中国科学主义酝酿时期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器物观的视野下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过程中把西方的共产主义学说带到了中国，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五四时期对唯物史观的宣传

到了五四时期，随着科学与民主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与此同时，深受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影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深深地体会到中国迫切需要科学继而极度张扬之，以至于带有科学主义的色彩。由于与科学主义结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被作为一种正确的科学方法得到广泛传播。由此可以看出，科学主义构成了那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当然的学理背景和思想基础。

事实上，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一开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科学”来接受的。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之所以正确，正是由于唯物史观是建立在具有科学实证特征、具有进化意义的唯物论的基础上的，并且以一种价值泛化的形式，从唯物论逻辑地推出唯物史观。他们认为唯物史观是一种同自然科学方法一样精确可靠的方法。运用这样的方法考察人类历史，把人类历史的研究上升到自然科学的高度，救亡图存的目标指日可待。

李大钊指出：“依马氏的说法，则以社会基础的经济关系为中心，研究其上层建筑的观念的形态而察其变迁，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其法则。此出学问的性质上讲，是说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无所差异。此种见解，结局足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的科学。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种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在李大钊看来，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它固然有别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但其所具有的实证特征和科学意义则与自然科学相同。并且，正由于唯物史观具有实证特征和科学意义，才造成了人类历史观的伟大变革。陈独秀也认为：“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们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若离开人事物质底分析而空谈什么形而上学的哲学，想用这种玄沓的速成法来解决什么宇宙人生问题，简直是过去的迷梦。”同时，他认为社会科学就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社会人事的研究上，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属于这种社会科学范围之内，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哲学才是合理的、可取的，这就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形而上的哲学”。

在“科玄论战”中，尽管陈独秀、瞿秋白以不偏不倚的姿态出现，但事实上却充当了科学派的同路人。在科玄两派之间，他们显然更同情并接近科学派的立场和观点。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论述科玄论战的时候已经详细地讨论过了。在“科玄论战”中，陈独秀指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在此，陈独秀表现出对唯物史观作科学主义解释的倾向，强调科学的威权，护卫科学万能论。瞿秋自在“科玄论战”中基本上也是持科学主义的立场。他认为：“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每一‘时代的人生观’为当代的科学智识所组成；新时代人生观之创始者便得凭藉新科学智识，推广其‘个性的人生观’使成时代的人生观。”这样的观点与科学派宣称的“科学万能”如出一辙。正是在“科玄论战”后期，科学派与唯物史观派相结合，才以势不可当的气势战胜了玄学派。而两者结合的信念基础就是科学主义。这样的结局也宣传了唯物史观，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此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三、科学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主义，在近代中国之所以能够相互推动，原因有很多，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二者的科学观存在相同或相似之处，尤其在认识科学的重要作用方面。

马克思主义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指出科学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论述较多，择其最基本的，概述如下：其一，自然科学帮助人类“从理论上征服自然”，体现了“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这就是说，科学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并且取得理论成果。其二，科学也是一种生产力，因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其三，科学是“知识的形态”的社会生产力，自然科学应用于生产，就能变成直接的生产力，因为：“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事实上，“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其四，科学对人类社会具有推动作用，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而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人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其五，科学既作用于自然界，又作用于人类社会，科学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科学主义同样强调科学的重要性，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是一致的，但是，科学主义片面夸大科学的作用，甚至把科学推崇到极点，主张“科学万能”，认定自然科学是“唯一科学”，这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是有很大差异的。比如，科学主义主张：“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一个自然秩序之内，而且认为只有科学方法才能理解这一秩序的所有方面。”在机械决定论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承认自然界的“任何一个属性”的产生和灭亡都有“铁的必然性”。从这一点上讲，似乎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科学观视为“置所有的实在于一个自然秩序内”，但是，只要离开了上述领域，只要人们所研究的对象不再是单一因果关系起作用的事物，那么，马克思主义同科学主义就分道扬镳了。因为，对于那些“由随机关系联系着的群体事物”，“愈是接近于纯粹的思维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偶然性愈多”。在这个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从不追求个体事物的“铁的必然性”，而仅仅在群体事物上把握这种必然性，或者从群体事物的总体上去发现和应用这种规律。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是把“一切实在”置于“多种自然秩序”之中的哲学思想，而不是“一种自然秩序”的科学主义信条。

又如，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是“唯一科学”，片面夸大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把它作为唯一的知识、唯一的真理、唯一的方法”。这就把自然科学以外的学科推到了“非科学”的境地，比如说人文学科，科学主义者就认为科学与人文是水火不相容的，认为：“科学技术仅指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不许胡说，人文允许(甚至鼓励)胡说”；“科学、人文，水火不容，如果硬要二者牵手，则会既毁了科学，又毁了人文”。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科学与人文是可以相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可以结合起来成为一门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

由此可见，一方面，科学主义在某种场合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在这一点上，科学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朋友；另一方面，虽然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包含科学主义的思想成分，但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归结为科学主义。总而言之，长期以来，较少有人谈及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事实上，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近代中国科学主义的兴起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龚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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